S县殡葬改革政策倡导生态安葬、丧事简办等现代理念，但在实际推行中与传统殡葬观念产生激烈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受阻。厚葬攀比与节俭政策的价值观对立。改革要求简化丧葬流程、节约费用，但部分民众将厚葬视为尽孝标准，还有部分人受从众、攀比心理影响，觉得葬礼不如他人风光就会被看不起，办丧事时追求排场，忽视精神传承等重要方面。民众对厚葬的坚持本质上是路径依赖的体现，传统丧葬仪式作为非正式制度，通过代际传递形成文化惯性，其稳定性源于乡土社会对“孝道”符号的依赖，使得政策倡导的节俭目标与既有制度网络发生断裂。
“俺娘今年去世的，用的流动宴席，一桌三百块钱的标准，三天时间，总共是五六十桌，光酒席花了一万多块，请吹“鸣哇”(乐丧)的花了三千，“社耗”(纸扎)花了一千多，烟买了六千多块钱的，火化算上骨灰盒什么的花了五千左右，衣服(丧服、寿衣)花了也得两三千块，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总共办下来得小四万块钱。”被问及到为什么要耗费重金的时，回答道:“俺小时候家里穷，俺娘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现在走了，俺肯定得让她走的风风光光的，虽然我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这三天花了我半年多的工资，但是那也得花，人家别人家有事儿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办，咱也不能比人家差了呀，都是一样的，要是丧事办的不好，亲戚朋友的都得说我小气，不孝顺。”
受访者将厚葬视为尽孝义务，反映了路径依赖下“仪式=孝道”的符号绑定，政策未提供替代性符号，如现代追思仪式，导致制度转型失败。
科学倡导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博弈。殡葬改革政策大力倡导摒弃封建迷信活动，树立科学文明的殡葬新风尚。但在S县的殡葬活动中，一些与现代城市文明相悖的丧葬陋俗却屡禁不止。例如，有人沿街披麻戴孝游走，在路上进行“路祭”，还焚烧各种纸扎祭品，如“豪华住房”“汽车”“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这些行为破坏环境卫生，影响交通秩序。政策的执行效果受制于目标群体的文化认同，传统丧葬活动中的“路祭”“焚烧纸扎”等行为，是乡土社会对“死后世界”的文化想象，政策仅通过禁令否定其合理性，导致隐性抵抗。
生态安葬与“入土为安”的象征性矛盾。为节约土地资源、推动绿色殡葬改革，S县明确禁止棺木土葬，并严厉打击棺木生产制造行为，然而部分民众受传统生死观念影响，通过“骨灰二次装棺”变相延续传统土葬，希望借此保留部分传统丧葬形式，获得情感慰藉。二次装棺是制度变迁中锁定效应的典型表现，民众通过变通策略维系传统土葬的象征意义，导致节约土地的目标落空。
“俺娘去世的时候年纪大了，就我一个儿，我就想给她弄一块好板(棺材)表示一下孝心，我打电话问的县民政局，说的现在都是用骨灰盒，不让用棺材了，最后我就没用，在殡仪馆挑了个好的骨灰盒，但是我听说别的村里也有偷偷用的。”
受访者对“好板”的执念，实质是对土葬仪式中“身体完整性”文化隐喻的坚持。从土地资源利用角度看，棺木占地面积是骨灰盒的四五倍，在S县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这种行为长期持续会引发“死人和活人争地”的问题，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绿色殡葬改革节约土地的理念背道而驰。从经济层面分析，“二次装棺”增加了额外费用，棺木价格因政策限制和需求存在而上涨，通常在3000一8000元之间，这无疑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这表明殡葬改革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未能有效替代传统安葬方式所承载的情感需求，导致土地浪费问题难以得到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