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墓的研究，其实也是围绕死亡的研究。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雕刻艺术、文学等领域，随着墓葬的现代化建设，研究也更加丰富:墓铭的内容、墓碑的图像色彩、墓反映的历史民俗、墓园的空间设计以及公墓化改革等都是此领域下常涉及的主题。但在传播领域下，即便死亡都并非一个热门话题。传播与媒介研究中有意无意将死亡放逐，主要在于传播与媒介研究本身是一个高度世俗与现代的学科，它所研讨的议题大多数情况都是现世、当下或是面向未来的。死亡文化不仅指行为层面的丧葬文化、碑刻文化、祭祀文化和吊唁文化等，还包括在观念层面上的人对死亡的态度和意识，即不仅有显性直观的器物层面也有隐性且具有解释作用的观念层面。死亡考古学提出丧葬空间、丧葬仪式和丧葬观念三项主要研究内容。若沿此逻辑围绕墓所生成的有关死亡的空间、仪式和观念三个方面对既有研究展开梳理，则可以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首先在空间方面，传播领域下围绕墓所形成的空间主要在于历史墓葬或革命墓葬的历史文化空间和线上祭祀空间的构建与记忆空间的研究，因此细分下常与情感、记忆、文化等关键领域相勾连。其中，情感层面如面向数字哀悼，学者周裕琼和张梦园将数字公墓视作一种情动媒介，以情动理论视角通过对豆瓣“数字公墓”和“网络公墓”小组的线上田野调查，以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三个角度考察赛博空间中的哀悼文化如何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记忆层面的研究多聚焦于具有公共属性的传统或数字的哀悼空间。学者李红涛和黄顺铭从数字记忆角度关注创伤事件的纪念活动，探究线上公祭空间的构造与记忆生产逻辑，指出线上祭奠空间是线下支配性公祭空间的延伸，所形成的数字记忆具有民族文化的烙印。社会学学者郡海亮则从空间与记忆的角度研究北京八宝山的社会记忆，说明从忠灵塔到忠烈祠再到革命公墓的空间变更，显示了政治变动下八宝山社会记忆的形变。文化层面往往涉及思想流派或宗教影响下墓葬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学者田村和彦、周星和张玲以陕西省中部农村墓碑为研究对象，考察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地墓碑普及过程，将墓作为文化认同的体现，围绕立碑探讨了作为“孝子”的性别、关系等关键要素变化。学者李牧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研究墓葬设计如何成为移民华人在文化调试和宗教实践过程中建构本土化日常生活的途径，墓碑以及殡葬礼仪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将华人与纽芬兰当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生活联系起来。其次，在仪式方面，则必将探讨祭祀与哀悼的问题。千禧年起，我国己出现“天堂纪念网”等诸多网络祭祀服务平台，用户可以创建网上祭奠馆，进行祭扫。但是至今网络祭扫依然是一种小众的现象。对此，学者张放指出传统祭祀的背后是我国传统民间家庭祭祀观念的深入人心，各类家庭祭祀的实质是与逝者进行“沟通”。人们通过对牌位、画像、墓碑等逝者象征物进行“点主”“引魂”仪式完成沟通的建构，从而将准社会互动与想象性互动勾连，祭祀实际上是一种“拟想互动”现象。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新冠疫情三年的流动限制因素的影响，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数字哀悼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便捷的哀悼方式逐渐受到关注。死亡与悼念，自然也离不开记忆研究。学者沃尔特总结了哀悼的四种社会背景:家庭/社区、私人哀悼、公众哀悼和在线悼念(社区的回归)。纪念物不再仅仅是一个偶尔可以参观的实体坟墓，还可以是一个可以随时在移动设备上突然弹出的数字提醒物，这个世界开始有点像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的村庄，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到哀悼者并听到钟声;除了扩大哀悼者的范围和数量，数字技术也从根本上扩大了继承者的范围和数量。在线悼念又可以称为数字哀悼，主要围绕生者、逝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展开，对数字哀悼的方式、数字遗产的处理、数字来生的情感伦理等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数字哀悼又分为两种，一种以集体哀悼、对公共事件、公众人物的哀悼为主。学者周葆华和钟媛关注集体记忆的独特书写实践，利用李文亮微博下2020-2021年的评论对社交媒体时代对公众人物的网络集体悼念进行计算传播分析，提出“延展性情感空间”概念。此外B站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纪念账号”的平台，逝者账号下的哀悼书写也极具意义，社交媒体将悼念公开化、公众化，形成从同聚“哭墙”到共放“河灯”再到互诉“树洞”的转化。另一种则以个人哀悼、对私人关系的哀悼为主，研究社交媒体对于哀悼空间的作用和影响。如Facebook ( Meta在帮助用户了解朋友的死亡讯息的同时，也扩展了哀悼的方式，形成了公共哀悼的新场所。②随着社交媒体的普遍和深度使用，己逝用户的账户管理成为重要问题，由此也激发了学界对于媒介化时代下的数字伦理与关系的研究，对数字遗产的管理与继承、数字遗产的保护困境、数字遗产对社会和文化机制的影响、数字遗产的对话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
最后，在死亡观念方面，则倾向于思索生存及存在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视角将此在的存在视为生存，将死亡视作一种可能性，“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因而“向死而在”意味着“向可能性而在”。但对于海德格尔的死亡是最本己的、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死亡观，法兰克福学派则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强调此种死亡本体论存在唯我论倾向，是将经验意义上的必然性解释为本体意义上的必然性，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与个体死亡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种“死亡乌托邦”精神。对此阿多诺指出“死亡毁掉了此在，真实地否定了此在”。死亡“悬临”在生存过程中，学者傅拉瑟则继承海德格尔的死亡是可能性的核心观点，并巧妙地将其与布伯的对话生存论结合起来。
综上，虽然围绕墓与死亡而展开的传播与死亡研究角度正在逐渐扩展，但是少有针对现代公墓空间展开的研究，虽然有关墓的死亡研究己然走向了对数字公墓、线上公祭、数字遗产的探索，但是对于公墓这个现代社会默默不闻的空间媒介的探索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