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丧葬文化在“天人合一”、“孝行纯至”、“事死如生”思想引导下，在墓葬形制、葬俗规程、丧礼仪节上极尽奢靡繁复，充分体现着等级分化。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这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尊尊”的政治秩序、“亲亲”的人伦关系、“天经地义”的道德生活;另一方面这些恢弘的建筑、繁杂的仪式、奢靡的葬品又不可避免的存在造成巨大浪费，激化阶级矛盾，异化“孝”的价值等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激化了阶级矛盾。从耗费财力方面来看，统治阶级将大量赋税用于修建陵墓，引起百姓不满。《晋书·索琳传》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在封建等级社会，苛税是使平民百姓生活沉重且贫痔的根源，而汉王朝时期，自汉武帝常年用兵讨伐匈奴始，为保障征伐消耗，此后的苛税更加沉重。这样沉重的赋税就有三分之二用于丧葬与祭祀活动，而丧葬与祭祀活动的财力投人并不产生收益，要持续维持丧葬与祭祀活动，只能不断的压迫平民百姓，百姓的不满情绪由此增长。从耗费的人力方面来看，大量劳动力被征用修建陵墓或被要求长时间居丧，无暇顾及农业生产，因而，百姓的生活水平无法提升，再加之不断增加的苛税，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仅以西汉提倡节俭的汉文帝修建陵墓为例，《汉书》记载“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耗费的人力可谓惊人!而更有胜者，汉成帝耗费十年修建延陵，而后又耗费五年修建昌陵，最终又重建延陵，以至于“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疲敝，府藏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人力消耗，以至国家疲敝，民不聊生，社会必然动荡不安。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与统治阶级、贵戚大臣的奢侈丧葬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从耗费的物力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种类繁多、价值不菲的物件作为陪葬品葬人地下，极大的减少了社会财富。从目前考古挖掘的汉墓来看，绝大部分汉墓的陪葬品数量、规模、价值都是令人惊叹的，仅一座海昏侯墓出土的随葬金器就已超过370件，重量超过78公斤，可想而知，东西两汉历位天子、妃殡、王公、贵戚、大臣及地方豪强陪葬了多少金银珠宝。这些财物葬人地下后不再产生任何价值，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平民百姓的生活只会更加艰难。另一方面是范围宽广的墓地面积促使地方豪强加剧土地兼并，进一步挤压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天子宏伟的陵墓面积前文已论及，在天子的行为影响下，汉代王公、大臣、地方豪强及平民百姓也竞相扩大自己的陵墓面积，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轶侯妻墓)现存封土底部边长约40米，北京大葆台燕王与王后墓，封土底部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汉代对墓地的选择又极为注重风水，因此买卖土地为墓地在汉代司空见惯，由此，地方豪强加剧土地兼并，穷苦百姓被迫让出土地，生产资料进一步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其二，“孝”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不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化。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孝”在厚葬中得到具体体现，但正因为汉代统治阶级盛倡“孝”，并且将个人的“孝”行与仕途直接关联，因此导致了丧葬文化中的“孝”被异化，反而不利于淳化社会道德风尚。“孝”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废事生而荣终亡。如前所述，儒家认为人子之孝在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是说真正的“孝”包含两个方面，即生前的侍奉与死后的葬与祭，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可谓之为“孝”。而汉代的厚葬却是子孙后代打着“孝”的幌子，毕其功于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孝”的名声。王符就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又说，“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饰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梯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汉代厚葬以这样的方式异化“孝”的本质，弱化了平民百姓对“孝”的内涵的理解，不仅不利于“孝”对氏族成员间和谐人伦关系的调节，而且滋长了利己、欺骗等思想。而通过“举孝廉”推选的官吏，由于并非名副其实的具有孝德，因此，不能够对平民百姓起到好的表率作用，且由于职位本身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其目的是利己的，因此也不会真正成为天子和平民期盼的好官吏，如此一来，虚伪之“孝”的人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真正坚守“孝”道的人却未必能被肯定，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必然被否定和败坏。其二，重视丧葬活动的排场而无视真情实感。如前所述，汉代与先秦时期及秦王朝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建立了挽歌制度，在送葬队伍中，唱挽歌者站在枢车的两旁歌唱。挽歌原本是为了表达生者的哀痛情绪，正如董仲舒所言“乐为应人作之”，但一些人却将挽歌变为人们娱乐消遣的途径，忽视了挽歌是内心之“孝”的外在表达。《盐铁论》中就记载，“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办歌舞徘倡，连笑伎戏”大家聚集在一起喝酒吃肉、听曲享乐，笑意连连，全无悲伤情绪。且不说在丧葬活动中欢声笑语有多不合时宜。在这样的氛围中，如何完成对“孝”的表达，实现对逝者的缅怀，子孙后代如何在生与死的告别中反思自己的言行品性、传承先祖的高尚道德?此外，汉代的赠帽之礼是为了乡里、氏族间互帮互助，共同完成丧事的，其本质也在于巩固人伦之间的和睦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容易被一些用心不正之人利用，将原本通过血缘亲情关系定亲疏远近变成以赠帽的多少定亲疏远近，从而弱化了人伦之间的亲情关系，强化了物质利益的联系;原本规定无财力承担赠帽之礼的人可以为丧主办丧事出力，但却会出现“慑于丧家的权势地位，不得己而为之”②的现象。这些异化脱离了仪式本身的意图，不仅不利于社会形成浓厚的“孝”文化，实现等级与等级之间、人与人之间和敬、和顺、和亲的氛围，甚至让追名逐利、贪图享乐等不良社会风气盛行。
但是，丧葬文化毕竟是统治阶级、官僚阶级、士人、平民百姓等各个阶级的思想与诉求的融合。在封建等级社会的汉代，丧葬文化却可以突破阶级的隔阂，成为每个阶层甚至每个人的伦理手段，也实现着每个阶层每个人的伦理目的，丧葬文化对汉代社会政治秩序、人伦关系、道德生活的积极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