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关于心态研究的学术脉络史来看，“心态”作为概念可以追溯至年鉴学派创立的“心态史学”，但是其现代意义上最初的使用者却是涂尔干、勒庞、列维一布留尔等人，这些学者以及后来的莫斯科维奇的社会心态研究，都在试图回答涂尔干创设的元问题:集体表象(意识)何以成为可能?面对欧洲两次现代化的大革命，他们对群体行动的形成路径给予了充分的解释，正是群体对个体的控制使得社会心态成为可能。当心态研究传至美国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逐渐走向心理学个体主义的心态研究，“刺激一认知”成为心态理论的核心，客观社会环境基本被排除在外。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欧洲和美国都不一样，这也注定中国的心态研究不能照搬欧洲和美国的范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家族主义、关系主义的文化背景建立本土化的理论。
中国本土的心态概念源于费孝通的“心态秩序”，他在晚年进行学术反思时提出，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社会结构”，还要提高到“心态结构”，进人到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并且强调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费孝通的心态概念更加注重对心态背后文化、历史、价值取向的解释性理解，并期待通过心态秩序研究促使人人都能达成“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愿望。“心态秩序”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观念，很难直接对其本身进行具体化的定义，更适合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范式，
社会心态作为理解现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要突出转型之中心态的动态性和突生性，同时费孝通的心态秩序可以分为两个概念加以理解，即“心态”与“秩序”，通过对费孝通这一概念的拆解，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这一概念的新途径。心态秩序作为一种解析性概念，它是一种分析性定义，可以偏重于社会文化信仰方式上的使用，亦能作为中华文明信仰社会学研究的概念而加以使用②。死亡作为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人人都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死亡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社会心态。